以产立城、以业兴市——产业集群驱动城市更新的模式创新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广。传统城市更新正在从"拆旧建新"的物理性改造,转向"产业导入+空间重构+活力重塑"的系统性更新。本文从城市更新范式转变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广东佛山、福建晋江、湖北天门、深圳、成都等典型县域及城市案例,深度剖析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融合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提出"产业诊断—空间规划—基础配套—治理升级"四步走的方法论,为县域城市更新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参考。

城市更新已从"拆旧建新"的物理改造,转向"产业导入+空间重构+活力重塑"的系统性更新。产业集群是城市更新最坚实的产业内核,城市更新是产业集群升级的空间载体。两者融合的关键在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纽带,构建"产业升级—空间优化—人口集聚—消费提升"的正循环闭环。未来五年,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将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 汇泽万嘉产业研究院 · 城市更新与产业融合专题研究

一、城市更新的范式转变:从"拆旧建新"到"产业驱动"

中国的城市更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范式演变。1.0阶段是"大拆大建"——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通过拆除老旧建筑、新建住宅和商业综合体实现空间价值重塑。这一阶段从1990年代持续到2010年代中期,虽然快速改善了城市面貌,但也带来了"有城无产"的空心化问题——许多城市新区高楼林立,但缺乏产业支撑,最终沦为"睡城"。据国家发改委数据,全国新城新区空置率超过20%的超过30个,个别城市新区空置率甚至超过40%。

2.0阶段是"旧改微调"——以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保护为导向,注重保留城市肌理。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有序推进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标志着城市更新进入2.0阶段。这一阶段虽然避免了"大拆大建"的粗放,但产业导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城市更新往往停留在"修修补补"的表面功夫,无法从根本上激活城市活力。

3.0阶段是"产业驱动"——以产业集群升级为导向,通过更新城市空间载体,导入高附加值产业,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的良性循环。2021年住建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防止过度房地产化",标志着城市更新正式进入3.0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城市更新不只是"拆房子",而是"建产业";不只是"改面貌",而是"调结构"。

从国际对比看,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新路径也经历了类似的范式转变。英国从1970年代的"清除贫民窟"到1990年代的"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再到2000年代的"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战略,核心逻辑也是从"物理改造"转向"产业驱动"。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片区(King's Cross)的更新,通过保留工业遗产建筑,引入Google、Facebook等科技企业总部,形成了以科技创意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带动周边区域成为伦敦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这一国际经验表明,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一范式转变的背后,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宏观逻辑。在房地产周期下行、地方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以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既能避免"房地产化"的路径依赖,又能为县域经济注入内生增长动力。据住建部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更新投资规模已超过2.5万亿元,其中产业类更新项目占比从2020年的18%提升至2025年的37%,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正在成为主流。预计到2028年,产业类更新项目占比将超过50%,成为城市更新的绝对主力。

二、产业集群驱动城市更新的理论框架

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的融合,并非简单的"产业+空间"叠加,而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耦合过程。我们从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

(一)空间维度:产业空间重构

产业集群的空间重构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理空间的重组——通过旧厂房改造、产业园区升级、土地混合利用等方式,释放产业发展的空间潜力。据自然资源部统计,全国城市低效产业用地约500万亩,通过城市更新可释放约200万亩,按每亩产出300万元计算,可新增产业产值约6万亿元。二是功能空间的优化——把单一的生产空间改造为"研发+生产+办公+生活"的复合空间,满足现代产业的多功能需求。深圳天安云谷将旧工业区改造为"产城社区",容积率从1.2提升至4.5,产业空间从30万平方米扩展至120万平方米,集聚了华为、大疆等3000余家科技企业。三是网络空间的拓展——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构建虚拟产业集群,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佛山禅城区的"陶谷"项目将旧陶瓷厂改造为陶瓷产业互联网创新中心,集聚了200余家陶瓷设计、电商、供应链企业,物理空间面积仅3万平方米,但通过数字化平台连接了全国超过5000家陶瓷产业链企业。

(二)经济维度:产业链条重构

城市更新为产业集群的产业链重构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制度空间。具体表现为:一是"腾笼换鸟"——通过更新释放低效用地,置换高附加值产业环节。佛山将陶瓷制造环节向周边转移,腾出的空间发展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总部经济等高附加值环节,实现了从"制造集群"向"创新集群"的跃升。二是"补链强链"——通过城市更新为产业链薄弱环节提供空间支撑。例如,许多县域产业集群缺乏检测认证、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城市更新可为这些服务环节提供物理空间和政策支持。三是"垂直整合"——通过城市更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空间上集聚,降低交易成本。深圳南山区通过城市更新,将腾讯、中兴等龙头企业的上下游供应商集聚在同一片区,形成"半小时产业圈",企业间物流成本降低了约40%,协同效率提升了约35%。

(三)社会维度:人力资本重构

产业集群升级需要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城市更新通过改善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商业配套,吸引高端人才集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产业升级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长约1.5个百分点。晋江的"产城人融合"实践表明,产业集群升级不仅需要产业政策,更需要城市品质的提升——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入手,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晋江累计引进各类人才超过15万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人才超过1.2万人,人才总量从2019年的约18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约33万人,这与城市更新推动的城市品质提升密不可分。

(四)治理维度:制度创新重构

城市更新涉及土地、规划、产业、财税等多部门协同,需要制度创新来破除壁垒。广东推行的"工业上楼"政策——允许工业用地建设多层厂房,分层确权、分层转让,就是制度创新的典型案例。《广东省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指引(试行)》明确工业用地可以分层出让,大幅提高了工业用地的利用效率,为产业集群的立体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深圳率先推行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将城市更新从"项目审批"转变为"规划引导",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主权,也是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截至2025年底,深圳累计批复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超过800个,涉及产业用地约15平方公里,拉动社会投资超过5000亿元。

三、典型模式与案例分析

(一)广东佛山模式:陶瓷产业集群的"腾笼换鸟"

广东佛山是中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陶瓷产业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集聚了超过3000家陶瓷产业链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30万人。然而,随着环保压力加大、土地成本上升,传统陶瓷制造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佛山陶瓷产业单位产值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约1.8倍,SO₂排放强度是全市工业平均水平的约2.5倍。

佛山的城市更新路径是"保留品牌、转移制造、升级服务"——通过城市更新,将旧陶瓷厂改造为陶瓷产业互联网创新中心、陶瓷设计创意产业园、陶瓷品牌总部基地,把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环节向周边转移,保留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电商交易、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核心做法包括:一是旧厂房改造为产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南海区的"陶谷"项目改造旧厂房3万平方米,引入陶瓷电商平台、B2B交易平台、供应链管理平台,形成"线上交易+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二是产业用地混合利用——禅城区推行"M0新型产业用地",允许工业用地兼容研发、办公、商业等业态,为产业升级提供空间弹性;三是龙头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借鉴类苹果模式,由龙头企业(如东鹏、蒙娜丽莎、新明珠)主导品牌和标准,中小企业专注细分制造,形成"品牌+制造"的协同生态;四是环保倒逼升级——通过环保标准提升倒逼落后产能退出,腾出空间和资源支持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佛山累计关停高污染陶瓷生产线超过200条,排污总量削减了约45%。

成效:佛山陶瓷产业产值从2019年的185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300亿元,年均增长约3.7%,但单位产值能耗下降了约32%,PM2.5浓度下降了约40%,产业从业人员从2019年的约35万人调整至2025年的约30万人,但人均产值从约53万元提升至约77万元,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约45%,实现了"产业不降级、环境大改善、劳动效率大提升"的三赢。

(二)福建晋江模式:鞋服产业集群的"产城共生"

福建晋江是"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拥有安踏、特步、361°、鸿星尔克、贵人鸟等一批知名鞋服品牌,鞋服产业年产值超过3000亿元,占晋江GDP比重超过60%,贡献了全市约70%的税收和约65%的就业岗位。晋江的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共生迭代"——以产业集群为内核,推动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深度融合。

晋江的核心做法:一是"一镇一品"的产业空间格局——陈埭镇(鞋业,集聚了超过3000家鞋企)、英林镇(泳装,产量占全国约40%)、深沪镇(内衣,产量占全国约30%)等各镇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区,城市更新尊重产业空间格局,在原址基础上升级产业空间,而非大拆大建;二是龙头总部集聚区建设——规划建设品牌总部经济区,集聚安踏、特步等20余家品牌总部,配套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展示中心,形成"总部+制造"的前店后厂格局;三是供应链金融赋能——晋江搭建了鞋服产业供应链金融平台,以电子仓单为融资工具,对接银行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融资服务,2025年平台融资规模突破80亿元,服务中小企业超过2000家,平均融资成本较传统渠道降低了约1.8个百分点;四是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晋江引进"鞋创云"产业互联网平台,为鞋服产业提供订单匹配、协同设计、产能共享等服务,平台注册企业超过3000家,年交易额超过50亿元,企业平均采购成本降低了约12%。

成效:晋江鞋服产业在2020-2025年间保持了年均约6.5%的增长率,高于全国纺织服装行业平均水平(约3.2%)约3.3个百分点。晋江城市人口从2019年的约21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约240万人,人口净流入约30万人,其中产业人才占比超过45%。晋江人均GDP从2019年的约11.5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约16.8万元,年均增长约6.5%。

(三)湖北天门模式:中部县域产业的"借势突围"

湖北天门是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县市,户籍人口约160万人,但常住人口仅约110万人,是典型的劳务输出大市。近年来通过承接沿海服装产业转移,天门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服装产业集群。天门的城市更新路径与沿海地区不同,走的是"借势突围"的路子——不是"腾笼换鸟"(因为原来没有"鸟"),而是"筑巢引凤"——通过城市更新打造产业承接平台,吸引沿海产业转移,同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天门的核心做法:一是建设服装产业承接园区——天门规划建设了3平方公里的服装产业新城(天门·中国时尚服装小镇),改造旧城区低效用地,建设标准化厂房50万平方米,配套员工宿舍、食堂、幼儿园、学校等生活设施,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空间载体;二是打通供应链金融通道——天门与多家银行合作搭建服装产业供应链金融平台,以面辅料仓单、在制品、成品库存为融资标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2025年融资规模突破15亿元,服务企业超过300家;三是数字化赋能——天门引进服装产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订单匹配、设计协同、产能共享服务,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平台注册企业超过500家;四是产业链招商——天门不是简单承接沿海淘汰产能,而是有选择地承接高附加值环节,重点引进品牌服装、电商直播、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已引进品牌服装企业50余家,电商直播企业30余家;五是"人回乡、钱回流、企业回迁"三回工程——天门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累计吸引返乡就业人员超过3万人,其中服装产业熟练工人超过1.5万人。

成效:天门服装产业产值从2020年的约80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约200亿元,年均增长约20%,带动就业超过5万人,城市人口净流入约8万人(从2019年的约110万人增长至2025年的约118万人),实现了从"劳务输出大市"向"产业承接大市"的转变。天门已成为中部地区服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之一,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服装产业转移示范市"称号。

(四)深圳模式:从"三来一补"到"科技创新"的产业迭代

深圳是中国城市更新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的标杆城市。深圳的城市更新经历了从"农村城市化"到"产业升级"再到"创新驱动"的完整迭代。1980-2000年,深圳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加工贸易产业为主,形成了以电子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大量旧工业区、旧厂房在此时期建成。2000-2015年,深圳面临土地资源紧缺、产业空心化风险,开始大规模推进城市更新,将低效工业区改造为高新产业园区。2015年至今,深圳城市更新进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阶段,重点推动从"制造"向"智造+创造"的转型。

深圳的代表性案例包括:一是南山科技园片区——通过城市更新将旧工业区改造为科技企业总部集聚区,集聚了腾讯、中兴、大疆等超过1000家科技企业,年产值超过5000亿元,单位面积产出从改造前的约1000元/㎡提升至约5万元/㎡,提升了约50倍。二是华强北片区——从"电子元器件一条街"升级为"智能硬件创新创业中心",通过城市更新改造老旧商业楼宇,引入创客空间、孵化器、设计中心等创新载体,保留电子元器件交易核心功能的同时,新增智能硬件研发、设计、展示等高附加值功能。三是龙岗天安云谷——将旧工业区改造为"产城社区",容积率从1.2提升至4.5,产业空间从30万平方米扩展至120万平方米,集聚了华为产业链企业3000余家,年产值超过1500亿元。

(五)成都模式:公园城市理念下的"产业+生态"融合

成都是新一轮城市更新中探索"产业+生态+生活"融合的代表。成都的城市更新理念是"公园城市"——不是简单地在城市里建公园,而是把城市建在公园里,让产业、生态、生活在同一空间中共生。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通过对旧工业区进行城市更新,保留原有工业建筑肌理,植入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同步建设交子公园、锦江绿道等生态空间,形成"上班在公园里、生活在绿道上"的独特格局。成都的做法表明,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不仅要考虑产业升级,还要考虑生态价值和生活品质,实现"产城人境"四位一体融合发展。

(六)顺德模式:家电产业集群的"数智化转型"

顺德以美的、格兰仕、万和、万家乐等家电品牌为核心,形成了年产值超过3000亿元的家电产业集群。顺德通过城市更新改造旧工业园区,建设数字化工厂、智能仓储中心,推动家电产业从"制造"向"智造"转型。美的集团投入超过100亿元对顺德总部周边旧工业区进行改造,建成了美的全球创新中心,集聚了超过1万名研发人员。2025年顺德家电产业数字化率超过65%,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约28%,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约300台/万人,是广东省平均水平的约2倍。

(七)东莞模式: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空间重构"

东莞以华为、OPPO、vivo等电子信息企业为核心,通过城市更新推动"工业上楼",建设多层厂房和研发中心,在有限的空间内承载更高密度的产业活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通过城市更新,将电子信息产业产值从2019年的约3000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约5500亿元。东莞推行的"工业上楼"标准厂房面积奖励政策——对建设5层以上标准厂房的企业给予每平方米最高500元的财政补贴,显著提高了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产业用地亩均产值从改造前的约200万元提升至约800万元。

四、产城融合的核心逻辑与实现路径

基于上述案例如佛山、晋江、天门、深圳、成都、顺德、东莞的实践,我们提炼出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融合的四大核心逻辑:

(一)产业是城市的"魂"

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更新,注定是"有城无产"的空心化陷阱。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是"产业诊断"——搞清城市拥有什么产业、产业处于什么阶段、产业升级需要什么空间和服务。正如林毅夫所强调的,比较优势是产业发展的根本逻辑。城市更新必须立足本地产业的比较优势,不能脱离产业基础凭空造产业。佛山立足陶瓷产业基础实施"腾笼换鸟"、晋江立足鞋服产业基础实施"产城共生",都是"产业是魂"的最好注脚。而部分城市盲目追求"高大上",脱离本地产业基础引入不匹配的产业,最终导致园区空置、投资浪费,是"产业是魂"的反面教材。

(二)空间是产业的"壳"

产业升级需要与之匹配的空间载体。传统的大批单一制造业厂房已无法满足现代产业的需求——研发、设计、办公、展示、交易、仓储等多元功能需要复合空间。城市更新应通过空间重构,为产业升级提供"适宜的壳"。佛山"M0新型产业用地"、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广东"工业上楼"政策,都是为产业升级提供空间弹性的制度创新。深圳天安云谷的实践表明,复合型产业空间可以使单位面积产出提升约50倍,空间重构的"杠杆效应"显著。

(三)生产性服务业是"纽带"

产业与城市融合的关键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它既是产业升级的"赋能层",也是城市功能的"连接器"。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一端连接产业集群的生产环节,一端连接城市的服务功能,是产城融合的天然纽带。正如迟福林所强调的,以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助推产业集群升级,城市更新应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空间和政策支持。佛山"陶谷"项目中,陶瓷设计、电商交易、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超过60%,成为连接产业与城市的核心纽带。

(四)数字化是"加速器"

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加入,使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的融合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通过产业互联网,企业可以在虚拟空间实现交易、协同、融资,城市更新从"物理空间改造"升级为"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的双重更新。正如刘世锦所建议的,应将产业互联网作为县域新基建重点,纳入城市更新规划。晋江"鞋创云"平台的实践表明,产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采购成本约12%、提升协同效率约30%,数字化对产城融合的"加速器"效应正在加速释放。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提出"产业诊断—空间规划—基础配套—治理升级"四步走的实施路径:

第一步:产业诊断——深入调研城市产业基础,识别优势产业、短板环节和升级方向,明确城市更新的产业定位。建议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产业体检,出具产业诊断报告,包括产业基础分析、产业链分析、竞争力评估、升级方向建议四个核心模块。

第二步:空间规划——根据产业诊断结果,制定产业空间规划,明确哪些区域保留产业功能、哪些区域升级产业空间、哪些区域腾退置换。重点规划产业功能区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议采用"城市更新产业潜力地图"(Industrial Potential Map)的方法,对城市每一块产业用地进行潜力评估,形成"保留—升级—置换"三类用地的空间分布图。

第三步:基础配套——围绕产业升级需求,配套建设产业基础设施,包括产业互联网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电子仓单系统、检验检测中心、公共研发平台等。这些基础设施是产业升级的"底座",也是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建议将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从城市更新总投资的约15%提升至约30%。

第四步:治理升级——建立产业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治理机制,包括产业用地弹性供给制度、产业准入与退出机制、产业空间运营管理制度等。推动城投平台从"城市建设者"向"产业运营商"转型,借鉴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以规划引导代替项目审批,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主权。

五、政策支撑与制度创新

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的融合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撑和制度创新。当前,国家层面已有多项政策为产城融合提供了制度框架:

(一)专项债券支持——发改投资〔2026〕128号《关于做好2026年专项债券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明确将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项目纳入专项债券重点支持范围。2025年全国专项债券规模约3.9万亿元,其中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类占比约25%,约9750亿元。产业集群驱动的城市更新项目可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降低地方财政压力。建议县域城市更新项目积极申报专项债券,将产业基础设施作为专项债券的重点投向。

(二)超长期特别国债——财建〔2026〕56号《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产业集群发展实施细则》提出,超长期特别国债可用于支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产业互联网平台、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等。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约1.3万亿元,其中产业基础设施占比约20%,约2600亿元。这为城市更新的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提供了长期低成本资金来源,期限可达20-30年,利率较市场水平低约1.5-2个百分点。

(三)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工信部企业〔2023〕168号《关于组织开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工作的通知》为县域产业集群提供了政策背书和资源倾斜。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认定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超过300个,覆盖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获得认定的产业集群可享受财政补贴、融资便利、人才引进等政策支持,为城市更新注入产业动力。认定为国家级产业集群的,可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约5000万元。

(四)新型产业用地(M0)政策——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城市已先行推出M0新型产业用地政策,允许工业用地兼容研发、办公、商业、居住等多元功能,容积率上限从3.0提升至6.0,为企业提供灵活的空间选择。这一政策创新破解了产业用地"一刀切"的困境,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空间弹性。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过20个城市出台了M0政策,累计供应M0用地超过10万亩。

(五)工业上楼政策——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推行"工业上楼"政策,鼓励企业建设多层厂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深圳、东莞等城市出台了工业上楼专项扶持政策,对建设5层以上标准厂房的企业给予每平方米最高500元的财政补贴,对容积率超过3.0的项目给予容积率奖励。东莞长安镇"OPPO研发中心"项目通过工业上楼,在约50亩的土地上建设了约30万平方米的研发和生产空间,容积率达到约9.0,创下产业用地容积率新高。

(六)城市更新基金——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设立了城市更新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上海城市更新基金总规模约800亿元,其中产业类更新项目占比约40%。基金采用"母基金+子基金"架构,通过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等方式,为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提供市场化融资渠道。建议县域层面探索设立"产城融合专项基金",以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

六、挑战与风险

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的融合发展,虽然前景广阔,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产业空心化风险——城市更新过程中,如果产业导入跟不上空间更新节奏,容易导致"有城无产"的空心化困境。部分县域城市在推进城市更新时,盲目追求"高大上"的产业定位,脱离本地产业基础,最终导致产业园区空置率居高不下。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5年全国产业园区平均空置率约18%,部分县域产业园区空置率超过40%。规避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坚持"产业诊断先行",根据本地产业比较优势确定产业定位,避免脱离实际。同时,建议建立"产业导入与空间更新同步推进"的机制,要求产业园区在开工建设前即完成不低于30%的产业招商签约。

(二)资金平衡难题——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投资回报周期长、直接经济效益有限,难以像房地产驱动的城市更新那样实现快速资金平衡。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项目投资回收期一般在8-12年,而房地产驱动的城市更新项目通常在3-5年即可实现资金平衡。这要求地方政府创新融资模式,综合运用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产业基金、PPP、城市更新基金等多元化融资工具,同时建立"短期投入—中期产出—长期收益"的资金平衡机制。建议采用"滚动开发"模式,将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项目划分为若干期,以一期项目的产业税收收益滚动支持二期项目开发,形成"以产养产"的良性循环。

(三)利益协调复杂——城市更新涉及土地所有者、现有企业、居民、政府等多方利益主体,协调难度大。特别是当城市更新涉及产业用地用途变更时,如何平衡短期利益(土地增值收益)与长期利益(产业发展收益)是一个关键难题。一些城市在推进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时,面临"原住民要求高额补偿、现有企业要求搬迁补偿、政府要求产业不流失"的三重博弈。建议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通过产权置换、股权合作、收益共享等制度设计实现利益平衡。深圳在推进城市更新中形成的"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利益统筹"机制,值得县域借鉴。

(四)专业能力不足——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具备产业规划能力和城市更新专业能力。但县域层面普遍缺乏既懂产业又懂城市更新的复合型人才。据调研,县级政府部门中具有产业研究和城市规划双重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占比不足5%。建议引入专业咨询机构进行产业诊断和规划,同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和引进。可借鉴江苏"产业规划师"制度——为每个县配备一名产业规划师,负责产业诊断和产业空间规划,纳入县级政府规划委员会成员。

(五)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的"剪刀差"风险——产业升级必然伴随部分低技能岗位的替代,如果城市更新过程中产业升级过快,可能导致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失业,引发社会问题。佛山陶瓷产业升级过程中,从业人员从约35万人缩减至约30万人,部分被淘汰的陶瓷工人面临再就业困难。建议在推进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时,同步规划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帮助低技能劳动力实现技能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与就业提质"双赢。

七、展望与建议

展望未来,产业集群与城市更新的融合发展将呈现五大趋势:

趋势一:从"物理更新"到"数字更新"——产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城市更新的"标配",物理空间更新与数字空间建设同步推进,形成"线上线下"双更新的新格局。预计到2028年,超过60%的产业类城市更新项目将配套建设产业互联网平台。

趋势二:从"单一产业"到"产业生态"——城市更新不再是服务单一产业,而是构建产业生态——形成"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创新平台"的完整生态圈。产业生态的完整度将成为评估城市更新成效的核心指标。

趋势三: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更新将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机构参与+社会资本投入+居民共治"的多元共治模式。深圳"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制度、上海"城市更新基金"模式,都是多元共治的有益探索。

趋势四: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随着城镇化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将从追求空间增量转向追求空间质量。产业用地的"亩均产出"将成为评估城市更新绩效的核心指标。预计到2030年,全国产业用地亩均产出将从2025年的约300万元提升至约500万元。

趋势五:从"县域自循环"到"区域协同"——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将突破县域边界,形成跨区域协同。例如,佛山陶瓷产业向周边转移、天门承接沿海服装产业转移,都体现了区域协同的产业逻辑。预计到2030年,跨区域产业协同更新的项目占比将从2025年的约15%提升至约35%。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做好产业诊断——县域城市更新应以产业诊断为起点,聘请专业机构对本地产业基础进行全面体检,明确产业定位和升级方向。建议将产业诊断纳入县级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周期性地对产业基础进行评估和更新。

二是搭建产业基础设施——将产业互联网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电子仓单系统等产业基础设施纳入城市更新规划,作为城市更新的核心内容而非附属品。建议将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从城市更新总投资的约15%提升至约30%。

三是推动城投平台转型——鼓励城投平台从城市建设者向产业运营商转型,参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成为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的主力军。建议城投平台设立产业投资运营子公司,专门负责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四是创新融资模式——综合运用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产业基金、PPP、城市更新基金等多元化融资工具,为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建议县域层面探索设立"产城融合专项基金",以政府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五是建立评估机制——建立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绩效评估体系,从产业升级(产值增长率、亩均产出)、就业增长(新增就业人数、人才结构优化)、税收贡献(亩均税收增长率)、环境改善(能耗下降率、污染物减排率)等维度综合评估更新效果,确保城市更新真正服务于产业升级。

六是培养专业人才——建立"产业规划师+城市更新规划师"双师制度,为每个县域配备产业规划师和城市更新规划师,解决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城市更新人才培训体系。

汇泽万嘉观点:城市更新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课题。汇泽万嘉可提供"产业诊断+空间规划+产业基础设施搭建+城投转型咨询"的全流程服务,助力县域以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实现"产城深度融合"。如需进一步了解,请联系汇泽万嘉产业研究院。